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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重要节点就是殷周之变，商纣王认为我生有命在天，（《尚书·西伯戡黎》）我为天之子，得天眷顾，政权不可能丢。

正因为此，明太祖朱元璋即位后，就开始控制寺庙，削减僧侣。[30] 何孝荣：《试论明太祖的佛教政策》，《世界宗教研究》2007年第4期。

对于以前的大乘关于世界本质的来源，即缘起性空的理论，唯识论认为其解构的还远远不够。佛法具有思想文化和宗教形态两层属性，抛却宗教形态，在哲学与文化上，佛法本质上是追求个人自由与解脱的无神论，与中华内在的追求自由自然的文化精神相契合。当然，宋代除了佛教，儒家道家皆有很大的发展，如前所述，佛道对儒家的影响形成了道学、理学等儒家的新的阶段。三是强调对世俗的脱离，提倡出家修行，不主张参与实际政治。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

[9] 冯达文：《试论道家的平等观》，《中国哲学史》2018年第1期。中华文明在世界众多的文明中，是非常殊胜的文明，这不仅在于其是唯一具有长期连续的信史纪录的文明，也在于在中国漫长的治理历史中，形成了多种文化形态的充分融合。到底空性是如何生成世界的？世间万物与空性的关系是如何？万物之间的区别又是如何形成的？唯识论认为仅仅从缘起性空的角度还远远不够。

而在世俗谛上众生平等于无常和轮回。而佛道本通，自然也就会对法家思想或者法律实践产生影响。清代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对佛法的尊崇亦达到了一个高峰，清代治国，整体上是儒道释三家并重，经济和社会方面，讲究清静无为，永不加赋，文化方面为了笼络汉地士大夫阶层，则推崇儒家，延续了八股取士的传统，但在满蒙藏上层以及普通老百姓中，则推崇佛教。因此，唯识论提出，世间万物万法，皆统一于识。

由于万事万物都来自于空性，空性生成万物却不拘泥于万物，空性也同时存在于对立统一之中。因此，从释迦牟尼的原始教义来看，其重点在于实现个人在烦恼的娑婆世界中的解脱，乃至于不再受轮回之苦，最大果报为阿罗汉[5]，意即断尽烦恼。

大乘佛家在本体论上与道家同，而在世俗行为指导上亦与儒家相似，且形态多样，可以满足社会各阶层的精神需求，因此，大乘佛家思想在历史上多受重视，成为重要的治理思想之一。实际上，由于佛法在逐渐世俗化的过程中，其在中国古代广为被普通民众所信仰的同时，其中的一些戒律亦成为社会中逐渐接纳的行为伦理[22]，例如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等在很大程度上都成为普通民众潜在的行为规则，或者用今天的术语，可称其为软法。这三观在诸子百家中皆有承认，只是在表现与实现的方式有所不同。此外，包括四大菩萨在内的各种济苦的众多菩萨信仰亦改变了原始佛法单纯求智和解脱的意味，也更加剧了其社会的信仰属性。

[9] 冯达文：《试论道家的平等观》，《中国哲学史》2018年第1期。（三）佛法不断促进儒家思想的变革 上古儒道同源，用班固的话说，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汉书·艺文志》），也就是说，本是调理阴阳，教化百姓之官，因此，儒家非教[15]，只是代表知识分子阶层而已。摘要：在中国传统思想体系中，佛家思想毫无疑问占有了重要的位置。其中佛陀初证菩提，大放光明即讲华严经等大乘经典，后观世间众生根器不足，开始讲小乘经典，此后逐渐回大，直至涅槃。

欲海无穷无尽，现代社会人们深陷各种欲望之中，在不停的对物质以及其他欲望的追逐中往往会迷失了本心，因此很难幸福。甚至认为，出家修行是小乘，而在家修行是大乘，是菩萨道，更为殊胜。

从历史来看，自佛法从东汉起传入中土后，历代统治者以及上层阶层多有信奉接纳，道家讲究无为，儒家讲究仁与礼，而佛家则讲究慈悲和善行。当然，从无常到无我，只是原始佛教的无我的解释，在今天南传佛教的主要修法之中，就核心在于观察身心之分解构成，从而体察无我，如《清净道论》。

小乘佛教则不涉及世间本体的探寻，一心只求破解苦道。[3] 王恩洋：《上座部和大众部佛教思想的分化》，《佛学研究》1996年。总体而言上座部更坚持释迦牟尼本人的原始教义，主张严守经典和戒律，而大众部则更偏向于包含更广泛的思想，于戒律则根据实际情况有所变通。因此，通常认为，能够悟到空性，就得到了大乘佛法的真谛，因此，空性也被等同于佛性、真如、菩提等概念。其中诸如大乘经典《维摩诘经》在中土就广受欢迎，在家居士如维摩诘一样具有和佛陀本身同样的智慧和修为，其核心在于强调出家人与在家居士的平等。二是众生在因果驱动下，轮转不息，因此实际上高低贵贱、不同物种间也无差别，只是因缘驱动表现有所不同。

但是显然朱熹等还未领悟禅宗之深刻精要，将妄想等同于人欲，主张用三纲五常来约束人欲，成为封建束缚的主流意识形态，实际已经违背佛法之本旨，但其吸收借鉴却是显见于表了。2.性空 性这个概念，在儒家[7]和佛家[8]中皆用，指的是事物的本质。

因此，业缘或者因果，成为支配世间自然与生物的共同的基本规律。[4] 玛欣德：《走近南传佛教》，《中国宗教》2016年第4期。

（二）大乘佛教的核心要义 释迦牟尼入灭后约五六百年间，佛教在印度也进入了类似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时代，大乘佛教在其中逐渐形成。理解了唯识，自然也就理解了空性，理解了缘起性空。

宋太祖即位，即废止周世宗的毁佛令，全国开始广修寺庙，其势甚至超过唐代。而佛法东传之后，中华本土一方面在道家的道生万法，兼容并包的思想下积极包容。这一点上，中土文化与大乘佛教又是大体一致的。因此，佛法思想的第一个对于当代治理的重要价值在于告诉现代社会要止妄，只有止妄，才能止欲，这亦是道家返朴归真的道理，也是儒家修身的道理。

[29] 王泸生：《元代喇嘛教在汉地的传播与影响》，《社会科学家》2005年第3期。其因有三，一是彼时战乱，国家非一统，人民生活动荡，急需一种文化信仰安定人心，佛教的轮回转世观和慈悲善行观，对于化解社会矛盾，安定人心具有重要的作用。

而道家的深刻诸如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本体论思想，以及道可道、非常道的深刻辨证思想，与大乘佛教中的缘起性空以及诸相非相，诸法非法的思想，形异实同。中观又称为中论、或者中道，被认为佛陀观察万物证道的根本方法，龙树大士撰写《中论》给予系统的总结，所谓不生亦不灭、不常亦不断、不一亦不异、不来亦不去。

三是与中华本土文化进行了丰富的交流和吸纳。佛法的传入同样影响到了法家的思想。

但是元代极为纵容喇嘛寺庙圈占土地，发展经济，僧侣亦有不法之事，对下层民众产生了很大的负担。释迦牟尼还作了一个比喻，烦恼如有人中箭，医者核心在于拔除毒箭，而不是反复拷问毒箭哪里来，中箭者哪里人，箭是谁造的等，这样未及拔箭，人已死去。另一方面，则以思想文化状态在社会中广泛渗入，自东汉以后，无论是统治阶层，还是黎民百姓，历史上很多阶段对佛法都产生了深深的依赖和信仰，从而深刻影响到了社会政策的制定和社会运行的稳定。具体从佛家思想在中华历史上治理的影响而言，在中华历代的大一统王朝中，除了秦是典型的法家，汉是先道后儒，此后佛法的传入即深刻影响到了社会的实际治理。

自太宗贞观三年（629）起，朝廷主持的译经事业一直持续到宪宗元和六年（811）才终止。因此，在以上三个根本性的观念认同的基础上，可以看出，大乘佛教思想与中华本土文化具有深刻的内在一致性和联系，在形而上的本体观上趋同，在具体的社会行为解释上表述各异但所倡导的社会价值观和行为导向一致。

因此破除苦，最终要破除无明。究其佛法根源，佛法具有思想文化与宗教两种属性和形态。

[21]其核心思想在于以戒为师，以律为教，以戒止妄，以律制心，因此，与禅宗往往突破定法，不拘一格不同，律宗则严守戒律，不逾分毫。二是强调打破种姓阶层人人可以修行得道。